在双方交战的过程当中,还有源源不断的情报送到了李象的手里,原来此次作战的时候,拜占庭帝国的人根本就没有准备好,包括他们的后勤粮草在内,大部分都是临时拼凑而来的。
如果要是一场小规模的战斗,那么你想怎么样都是可以的,但是面对大唐帝国这样的国家,你还想着拼凑一批资源来打仗,真不知道你们的脑子里想的是什么,只能说你们这些人的胆子实在是太大了,又或者说根本没有想着如何胜利。一开始的时候就不如人家在这些准备工作上还不上心,那如何能获得胜利呢?
山雨欲来时,岭南山村的“问答驿站”外已排起长队。晨雾未散,村民们裹着旧棉袄,手里攥着写满字的纸条,像等待一场无声的审判。有人问收成,有人问病痛,更多人问的是那句反复出现的话:“上面到底还管不管我们?”工作人员小陈蹲在门槛边烧水,铁壶嘶鸣,蒸汽扑上她冻红的脸颊。她今年二十八岁,曾是万国书院最年轻的哲学助教,三年前主动申请调到这里,名义上是“基层服务轮岗”,实则是为了逃避一场被安排好的婚姻??对方是某位参知政事的独子。
她知道,这不只是她的选择,也是整个时代悄然转向的一部分。自从“泪痕标注法”推行后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追求进入中枢机构、执掌权柄,而是愿意沉入边缘地带,去做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:记录一个老人临终前的遗言,整理一所乡村小学十年来的辍学名单,甚至只是每天为留守儿童读一段书。他们不被称为英雄,也不留名于碑文,但他们让制度的裂缝里长出了草。
这一天,驿站收到三百四十七张纸条,其中六十九张写着同一个问题:“如果政府骗了我们,我们还能信谁?”小陈没有立即回复。她把这些问题分类归档,拍下照片上传至“全民科学网”的公共议题池,并附注一句:“建议列入下季度‘情绪听证会’优先讨论项。”然后她起身走进厨房,开始煮粥。
与此同时,在北方边境的烽燧台营地,那台被余仲文之子遗弃的投影仪正发出微弱蓝光。几名老兵围坐一圈,反复播放那段视频中的一帧画面:一群跪拜的少年身后,站着几位身穿素袍的“归真新一代”导师,他们胸前佩戴的徽章竟与当年“舆情引导专家组”使用的符号高度相似??一只闭眼的人脸,口中吐出螺旋状波纹。
“这不是信仰。”一名老兵低声道,“这是洗脑的升级版。”
他们连夜拆解设备,发现投影仪内置芯片不仅存储宣传内容,还能通过无线信号远程更新脚本,甚至能根据观众心跳频率自动调节语速和音调,以增强心理渗透效果。更令人不安的是,这些技术源自皇太孙早年推动的“认知辅助系统”试点项目,原本用于帮助残障儿童学习,如今却被改造成精神操控工具。
一位曾在军情司服役的老兵咬牙道:“我们打完了明面上的仗,现在要对付的是钻进脑子的敌人。”
他们决定不直接上报,而是模仿小禾的方式,组建“灰色观察组”,以民间身份深入调查“心灵疗愈中心”。三个月内,他们走访南方十一县,伪装成寻求心理疏导的农民、失业青年、失独父母,收集到大量录音与录像证据。他们发现,这些中心普遍采用“三阶冥想术”:第一阶段缓解焦虑,第二阶段植入“外部世界充满敌意”的集体记忆,第三阶段引导学员将“归真学会”视为唯一庇护所。有位母亲哭诉,她十六岁的女儿参加疗程仅两周,就开始拒绝吃肉,说“动物的痛苦我能听见”,并撕毁了学校颁发的“优秀公民证书”。
材料汇总完成后,观察组并未立即公开。他们知道,一旦引爆,必将引发大规模恐慌与对立。于是他们将资料加密,交由一位途经此地的游方医师带往长安??那人其实是“初始审议团”的秘密联络员。
一个月后,长安城南郊的“疑庐”议事堂再度灯火通明。这场辩论的主题是:“当心理健康成为国家安全工具,我们是否失去了悲伤的权利?”
现场气氛压抑。支持方代表是一位年轻的心理学家,名叫林知远,他曾参与设计“认知矫正中心”的评估模型,如今却站出来自我清算:“我们以为在治疗社会的病症,其实是在切除它的神经末梢。我们把质疑定义为焦虑,把愤怒诊断为偏执,把沉默当作顺从康复。但我们忘了,有时候,一个人之所以痛苦,是因为这个世界本就不该让人快乐地活着。”
反对方则是一位退役将军,声如洪钟:“边疆一日三警,百姓夜不能寐,你不让他们安心,难道要全民崩溃吗?‘心灵疗愈’稳定了秩序,减少了上访,这是实打实的成效!”
争论持续到第五日,仍无结果。第七日凌晨,那位来自河东郡的老妇人再次拄拐而来,怀里抱着一台老旧录音机。她按下播放键,传出一段沙哑童声:
>“妈妈死了那天,我很想哭。但辅导员说,过度哀伤会影响社区和谐指数,建议我接受‘情感平抑干预’。后来我真的不难过了……可我现在连她的脸都记不清了。”
全场寂静。
最终,议案以极其微弱的优势通过:即刻废止所有以“维护社会稳定”为由实施的强制性心理干预措施;设立“悲痛合法期”,允许公民在亲人离世后九十日内享有免于绩效考核、不受舆论评判的哀悼权利;同时成立“创伤叙述档案馆”,鼓励人们口述真实经历,无论其是否符合主流价值观。
这项决议被称为“第九号黎明令”,因其在第九日破晓时分表决通过。而那台录音机,后来被陈列在万国书院的纪念馆中,标签上写着:“这里保存的不是数据,是一个孩子失去母亲后,终于被允许哭泣的声音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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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禾死后,她的《盲区志》续篇由皇太孙亲自整理出版。书中记录了她在西南调研期间接触到的数十个案例:有一位盲人按摩师,因拒绝使用官方指定的“正能量话术”接待顾客,被取消医保资格;有一对双胞胎兄弟,哥哥因在网络论坛发表批评文章被列为高危人群,弟弟则因举报哥哥获得“忠诚公民奖励金”,两人自此再未说过一句话;还有一个小镇,全镇居民被迫签署“幸福承诺书”,声明自己生活满意、无负面情绪,否则无法领取养老金。
这本书震动朝野。许多官员读后彻夜难眠。有人自请辞官,有人匿名捐款资助偏远地区的“问题巡视员”培训计划。更有数百名曾遭“认知矫正”的年轻人联名上书,要求国家正式道歉。
皇太孙召集三省六部大臣召开紧急会议。会上,他拿出一枚铜钱,放在桌中央。
“这是我从阿海坟前取来的。”他说,“他临终前说,真正的治理,不是让人听话,而是让人敢说‘我不懂’。今天我想问各位一句:你们当中,有几个人敢承认,过去十年,我们做错了?”
无人应答。
他冷笑一声,抓起铜钱掷向地面,清脆一响。